见字如面的那些年

　　■侯 镛

　　在父母亲的房间里，有一口红漆老木箱，箱子里放着厚厚的一摞书信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搬过两次家，旧物扔了一堆又一堆，但这些书信始终还在。

　　在我上小学时，母亲为补贴家用，南下打工。当时最流行的联系方式是写信。每个月，母亲都有书信寄往家里，有时两三封，有时四五封；母亲在信封里装满了幸福和牵挂，让它们如同雪花般飘过山山水水，最后落在心里最为惦念的地方。

　　我们镇上只有一个邮递员，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，他会把一沓书信放在村里小卖店的柜台上。这时，村里识字的人总要去翻上一翻，有自己或熟人的信，经过店老板确认就能取走。我通常是散学后去翻信的，见到母亲的来信，拿了就走，生怕被人抢去似的；要是没有，那就默默地再翻一遍，顺便看看别人信封上的邮戳，想象它们沿途经受的颠簸和路过的风景，而后怅怅然离开。

　　母亲来信了，我把信交给父亲。父亲迫不及待地拆开，信有两份，一份给父亲，一份给我。在写给父亲的信里，母亲说的都是些日常琐事，写给我的信则多半是鼓励我要努力念书。母亲文化不高，错别字在所难免，语病也情有可原。然而，那熟悉的字迹，一句句，一行行，都暖着我和父亲的心。每一封信，父亲都要来来回回地读上好几遍，读着读着，笑容就一点一点地漾开来，满脸幸福的模样。

　　那时候，日子很慢，一封信要走上一周，信寄走的时候，屋前的桃树还没冒芽，等收到回信，粉红烂漫的桃花已经缀满枝头了。为了不让母亲等太久，收信当天，我和父亲就得各自写回信，再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寄走。大概是酝酿久已，父亲每次写信都很快，但他总说自己的字太丑，不大情愿给我看。我看他每封信的抬头都是“亲爱的”，觉得有些肉麻，也就不强求了。至于我的回信，开初的时候每次都会洋洋洒洒地写很多，后来却渐渐觉得要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再无从下笔。以至于有那么几回，无论如何也不肯写了。这时候，父亲会很生气，骂我不孝顺没良心云云，还吓唬说不写完就不准上床睡觉，我也只好哭哭啼啼地写下三言两语，敷衍了事。当然，即便我写得不情不愿，母亲在回信时仍会唠唠叨叨地说很多，多得我都能想象得到她写信时的心情和笑脸了。

　　等我上了中学，母亲也辞工回家了。我们一家人的往来书信就放进了那口红漆木箱里。母亲后来说，她在外地的工作其实很辛苦，要是没有我和父亲的书信，她是撑不下去的，哪怕我们的书信只有寥寥数行，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。

　　社会向前发展，科技突飞猛进，先是手机和电脑的普及，再是各种智能手机软件的开发利用，如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实现，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提笔写字，更别说要花一周时间去等一封书信了。然而，我总觉得现在的交流方式少了一些人情味，反倒越发怀念起那见字如面的年代来。

　　此时，我很想写两封信，一封给父母亲，一封给自己。字不必多，用心就行。?

　　(作者简介：侗族，出生于广西龙胜县，现居广东江门，笔名还有一分贝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突围》。)

　　[编辑：刘恩权]